一个原本纯洁的青年，因为纵欲，生活被彻底改变了。下面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：
一 Ｋ是我的朋友，一个很帅气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对爱情曾充满了美妙的向往。几年前，他到深圳打工，一天突然回到天津。“在深圳混不下去了，”他找到我说：“一个人太孤独了，挣钱好难。”
余下的时间，Ｋ便一直向我打听艾滋病的事。我告诉他，艾滋病疫情已经很危急了，艾滋病病毒正在性放纵人群和吸毒人群中蔓延，因为艾滋病在漫长的潜伏期中可能毫无表现，所以更增加了传播的危险性。我重点强调了一句话：“艾滋病病人就在你身边！”
Ｋ表情庄严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语调低沉地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有点害怕。”
“你？为什么？”我猜测着，“莫非……”
Ｋ肯定了我的猜测：“我实在太寂寞了，也太想女人了。我曾找过两次妓女，但又怕染上艾滋病。”
我询问他那两次嫖娼的具体经历，得知，每一次他都带了安全套，便安慰他：“应该没事儿。”
Ｋ不放心：“可是，书上说，安全套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。”我又说：“即使对方有艾滋病，也并不是每次性交都可能传染给性伙伴，女方传染给男方的几率更低。但是，你以后可绝对不要再找妓女了。”
“我绝不会了！”Ｋ发誓。
二 那次谈话一个星期后，一天晚上９点多了，Ｋ突然深夜来访。我打开房门看到他的那一刻，立即意识到，这个男人的精神正经历着沉重的折磨。仅仅一个星期，他像老了１０岁，面容憔悴，神情焦虑。
“我完了，我得艾滋病了！”Ｋ进门便哭丧着脸，已经有些抽搐了。我大惊失色！
Ｋ说，他找那两个妓女之前便担心得病，看了书便开始被艾滋病的恐怖笼罩了，因为艾滋病不像其他性病，目前仍然无法治愈，艾滋病病人将承受的种种精神与肉体的压力令人思之变色。
Ｋ低着头，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：“最可怕的是，上次见你之后，当天晚上我便发烧了！这不正是艾滋病的发病症状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可能每个发烧的病人都得了艾滋病呀。”
Ｋ说：“问题是我还有许多其他症状，我的胳膊上起了一些小红点，每天早晨，我都看到枕头上掉落了许多头发。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越来越疼，却找不到具体是哪里疼。”
我笑了：“这些同样都无法说明你得了艾滋病呀。即使你真的被那两个妓女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，也要经过３至８年的潜伏期才可能表现出发病的症状，我还没听说过哪个病人仅在一个多月后便发病的呢。”
Ｋ说：“总会有些例外吧。你不要安慰我。我实在太害怕了，我不想死，我还年轻！我已经连着３天没睡觉了，一夜一夜地睡不着，有时刚迷糊着，突然一惊便会醒来。我真怕自己就这样死去。白天我也不敢上街，看到什么都伤心，觉得这世界上美好的一切都将不属于我了。”
我哭笑不得：“你放心吧，没那么容易死的。”
“怎么会呢？”Ｋ满脸不信任地看着我，“书上说了，艾滋病病人必死无疑。”
Ｋ还告诉我，他这几天跑遍了天津市的书店，把所有能找到的提及艾滋病的书都买回来了，看着书上的介绍对照自己的病情。“我不相信你，所以得看看别人的书。”Ｋ一度对我崇拜得不得了，如今我也被他的艾滋病恐惧症斗败了。
“但是你并没有得艾滋病呀！”我发现已经很难和Ｋ交谈了。
“得没得病，明天就会知道了。”Ｋ说。
“哦？”
Ｋ告诉我，他已经去医院抽了血，要作ＨＩＶ抗体检测，即艾滋病检测。这几天，他天天处于精神折磨中，一袋方便面能凑合一天。想到明天就要去那家医院取验血结果，一个人都不敢在房间里待着，便跑来找我了。“我不敢去医院，那无异于宣布了我的死刑。”Ｋ又说，“我怕一旦被查出得了艾滋病，会被隔离。”
三 那次见面的第二天，Ｋ竟然真的没敢去医院取验血结果。他又自我折磨了３天，才抱着“早晚得死，要死个明明白白”的心态去了医院，犹如直奔刑场。自然，ＨＩＶ抗体化验显示，Ｋ根本与艾滋病无缘。
Ｋ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，但没有我想像中的如释重负。
“他们会不会验错了？”Ｋ此言一出，我差点背过气去。
一个星期之后，Ｋ又找上门来：“哥们儿，救救我吧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还是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，一天一天地吃不下饭。”
我看了看Ｋ，人已经皮包骨头了。
“还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？你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还想怎么样？”我颇不耐烦地问他。
“我想找更专业的医院查一查，你不是认识艾滋病防治中心的人吗？给我介绍一下吧。”Ｋ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令我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介绍人终究是要充当的，Ｋ去化验了，但我对他是否能解脱抱有怀疑。
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Ｋ已经患了强迫性疑病症。他的肉体无疾，精神却被自己折腾出病来了。我只能静观其变，看着一个曾经健康、聪明的男人正在一点点毁掉自己，而这一切，又是由何而起呢？
被称作“世纪瘟疫”的艾滋病在西方出现后，曾引起公众的普遍惊慌。像曾出现过的同性恋恐惧一样，“艾滋恐惧”作为一种流行的心理症状，使几乎所有西方人生活在阴影当中。今天的中国人普遍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形势的危急，也就没有来得及被这种阴影笼罩，而Ｋ却使我仿佛看到了艾滋病蔓延之后那种人人自危的状况。
Ｋ第二次验血的结果很快又出来了，自然仍是虚惊一场。Ｋ平静了几天，又找到我，说：“我不担心得艾滋病了，但我肯定得了别的病。”于是，他一会儿说自己被那两个妓女传染上了性病，已经觉得排尿困难；一会儿说胳膊和腿都疼，没准儿得了血癌；一会儿又说自己脖子太粗，可能是缺碘到了濒死的地步。
我想，Ｋ的疑病症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已经不仅局限在性的范畴，正在全方位扩展。值得庆幸的是他躲过了艾滋病的触角，但他潜意识里无疑将其视作一种意外。
我的脖子比Ｋ的要粗，此时便坐直了，一缩下巴，示意Ｋ：“你看，我比你还厉害。你要是濒死了，我早就成灰了！
四Ｋ最后还是从疑病症的怪圈中解脱了出来。但是，他在性上真的出了问题。首先是“谈恋爱色变”。Ｋ如是说：“恋爱，下一步不就得结婚吗？结婚，下一步不就得性交吗？可这年头儿的女孩子，谁敢沾呀。人家都说了，要找处女得到幼儿园去。如果不是处女的女孩子，谁能保证她没得艾滋病呀？你不是说艾滋病潜伏期长，看不出来吗？！”我的妈呀，他的艾滋恐惧在这儿埋伏着呢！
Ｋ拒绝别人为他介绍的对象，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也不敢去追求。“我这辈子再也不碰女人了，真的！”他说。
然而，Ｋ这时已经是２７岁的男人了，２７岁的男人不想女人是瞎话。Ｋ甚至不敢性自慰，担心坏了身体。Ｋ便经常出入于美容院，找小姐们做按摩；出入于发廊，洗头、按摩。“让女人摸摸，我也舒服呀。”Ｋ说。很快，他便能够如数家珍地对我谈论天津市各处各档次的发廊和美容院了。
但不久Ｋ还是“碰”了女人，在一位发廊小姐的诱惑下，他终于跟她进了里间。
Ｋ说：“哥们儿，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敢动真格的。别的全干了，就是不敢做那关键的最后一步。你知道，我怕得病。”
我相信Ｋ，他轻易不敢和女人性交了。但是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作一种病。
Ｋ一发不可收，他向我炫耀说，找女人玩是件太容易不过的事情。Ｋ的外貌的确英俊，所以我从未怀疑他在女人那里的战绩。很快，Ｋ便成长为一个采花大盗，总结出数十条猎艳经验向我炫耀，我知道，Ｋ真的变了。我还注意到，那些真正使Ｋ着迷的女人，都是４０多岁的中年妇女。“４０岁的女人才性感。”Ｋ深谙其道地说。我的眼前却无法不晃动着Ｋ在深圳结束自己处男生涯的那两个中年娼妓的形象。我暗自感叹，生命是一个神秘的场，我们的心灵世界，便是这场中最为神秘的轴。
我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离开天津，抛家舍业地携着老婆到北京寻找一种更为精神化的生活。在天津最后一次见Ｋ时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“碰”过×个女人了。（那是一个挺刺目的数字，所以请原谅我不写明它。）Ｋ说：“我从来没做那关键的一步，她们都不理解。”
我能理解。我不知道Ｋ自己是否真的理解自己。
对艾滋病的恐惧只是一个层面，精神分析学家会认为，Ｋ同时处于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深深罪恶感中。
五 Ｋ说：“我每天都生活在死亡恐惧中。”
Ｋ说这话时已经是１９９７年的夏季，地点是我在北京的寓所。这是我迁居北京半年多来我们首次晤面。
Ｋ仍处于不可止步的猎艳过程中，我没有问他又“碰”过多少个女人，我确信经验、技艺与成就是同步增长的。听着他的炫耀，我有理由相信，Ｋ的强迫症此时已经转向，由强迫性疑病症转到“强迫性猎艳”。这次，Ｋ真的是病入膏肓了。
“这一切很没有意思，我已经厌了。”Ｋ说。
“但是，我还是克制不住重复着去做这一切。”Ｋ又说。
如果说童年的经历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思想与性行为，那么我有理由确信，人的第一次性经历也将影响他日后的思想和行为。性放纵具有某种惯性，如吸毒一样，可以使人上瘾。
“我渴望纯真的爱情。但是，哪里找那样的好女孩儿去呀！”Ｋ说。
